一样的“中国做派”
和我接触过的其他中国科学家一样，袁隆平和吴文俊没有人们通常比较敏感的“架子”。袁隆平喜欢吸烟，他人长得精瘦，手指间夹一支香烟往田头一站，操着一口湖南口音说起杂交水稻，不知道的人会立刻认为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这也是他得名“泥腿子专家”的来历之一。
奇怪的是，当我在袁隆平家里问他何以吸这么多烟时，他却说吸得不多。后来我终于发现他兜里常揣着的大中华是“公众牌”的。一次我们在一间会议室邀集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开座谈会，参会人员从袁隆平到打扫卫生的勤杂人员都有。座谈会开始前，袁隆平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我这里有好烟，谁要‘掐（吃）’烟？”于是人们纷纷离座从他手中取烟，他自己则点燃一支慢慢吸起来。
作为一位世界粮农组织的最高顾问，多次获奖的大科学家，袁隆平大约是不缺钱花的。他喜欢骑摩托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告诉我，30年前就骑摩托车，人称“摩托队长”，出于关心他的安全，省里领导再三关照他不要再骑，可他照骑不误。其实他骑的不是那种能飙车的摩托车，充其量是一给油就走的“轻骑”。他去试验田通常就是骑这种摩托车，不过一辆摩托车骑不了多久就换主人了，袁隆平把它送给哪位职工，自己再去买一辆。职工们告诉我，他经常成百上千元地接济研究中心生活有困难的职工。
吴文俊属于那种报章很少报道的科学家，尽管硕果累累但圈外的人却不大知晓，而一旦知晓便如雷贯耳。吴文俊是最早在研究中国数学史的过程中领悟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在提掖新人方面，吴文俊与袁隆平有着同样的远见和热心，今天他的学生正在他的指导下把数学机械化研究引向更广阔的领域。数学家石赫便是其中之一。
石赫多年来师从吴文俊，得到如同耳提面命的真传，他说，吴文俊先生倡导的数学机械化事业的性质、内容、方法及意义，已日益获得科学界的理解和赞同。机械化数学研究的兴起，是我国当代数学发展中一个引人瞩目的具有传统特色的新里程碑。可以预见，电子计算机作为数学研究强有力的工具，势必大范围地介入数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在相当程度上替代现今使用的基本工具──纸和笔，从而改变数学研究的面貌，促进数学科学的迅猛发展。
不难想象，如果吴文俊和袁隆平没有继承并发扬华罗庚等老一辈科学家倡导的“中国做派”──学术民主、甘当人梯，他们的研究领域今天会不会显得很冷落呢？
一样的“中国形象”
吴文俊早年在国外留学，后来回到祖国，国外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做派，他喜欢穿从来不系风纪扣的四个兜制服，怎么看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头。从外表上看，吴文俊与袁隆平不同，袁隆平精瘦，吴文俊则很富态；袁隆平虽然年届七旬，但不失风风火火，吴文俊年长袁隆平十几岁，显得安安稳稳。我去访问吴文俊时想象中他一定会西服革履，是一副世界级科学家的庄重打扮。见面一看颇感意外──他显然没有为记者的来访刻意着装，一件灰色四个兜制服看上去别开生面。
吴文俊满腹经纶，说起他研究的数学机械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的很重的上海口音有时候让人听不明白，他则不厌其烦地重复、解释，有时在纸上写上几句，有时伸手在空中比划，乐此不疲。当我表示还是没有听明白时，他就乐了。吴文俊的笑很有特色，笑的时候脖子一缩，就像个小孩子。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当江泽民主席向他颁发获奖证书时，他也是这么脖子一缩，乐了。
一两年前，吴文俊去泰国清迈参加一次数学国际会议期间，以80多岁高龄做了一桩纯粹孩子气的事──会议间隙他去附近一处公园散步，在象鼻子上荡了一回秋千，事后人们啧啧称赞这位中国科学家不服老。
今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袁隆平和吴文俊在北京第一次见面，他们手拉手落座，吴文俊对袁隆平说，人们称你是“杂交水稻之父”，数学起源于农业。袁隆平则说，数学才是科学之母，直到今天我还是弄不清为什么“负负得正”。说完他们开怀大笑。
两位科学巨匠的研究领域真可谓南辕北辙，但并不妨碍他们很快熟络起来，不知不觉间我吃惊地发现，这是两个老电影迷──与中国随处可见的电影迷一样，他们的话题迅速转向一部20世纪60年代初上映的苏联电影《上尉的女儿》，他们对电影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吴文俊说，我头一次看《上尉的女儿》时，电影中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在处死普加乔夫（俄罗斯农民起义领袖）时，说了一句怜悯的话，第二次看这一情节就删去了。袁隆平对这个说法表示赞同。
是巨匠而不以巨匠自居，时时处处待以平常心，这也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象。“中国形象”也同样体现在吴文俊、袁隆平为世界科学做出的贡献方面。
袁隆平曾表达过这样的心意：“诚心诚意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稻，为人类多作贡献。杂交稻在我国取得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使世界上许多产稻国家为之向往和效法。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还不能应用于生产。联合国粮农组织做了一个重要决策，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在几个主要水稻生产国家优先发展杂交稻。我个人认为，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稻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事业，既然我们接受了重托，就应真心诚意地进行指导和帮助，在技术上不做任何保留，让他们能真正掌握发展杂交稻的全套技术，使杂交稻之花在世界范围结出更丰硕的果实，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1986年10月在长沙召开的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菲律宾原农业部副部长、菲律宾大学副校长、国际水稻研究所中国联络员乌马里博士说，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水稻科研工作者来说，应是上有天堂，下有长沙。因为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在长沙，这里是各国杂交水稻科研工作者的圣地。如果你没有见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那么你的科研旅途才刚刚起步。
在世界上树立“中国形象”上吴文俊也与袁隆平一样，堪称楷模。
1997年，在吴文俊获得国际著名的“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时，他同时还获得了这样的赞誉：几何定理自动证明首先由赫伯特·格兰特于50年代开始研究，虽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在“吴方法”出现之前的10年里这一领域进展甚微。在不多的自动推理领域中，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一个人完全扭转的。吴文俊很明显是这样一个人。
一样的“中国情结”
说到情结，一般指的是深藏内心的感情，对吴文俊、袁隆平而言，“中国情结”不单单指他们的言语、举止、外表所显露的，更多的是指他们内心炽热的爱国情怀。
吴文俊于1947年赴法国留学，继陈省身之后师从埃里斯曼与嘉当研究拓扑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1年，正是朝鲜战争进行得异常艰难之时，封锁和谣言没有动摇吴文俊报效祖国的心愿。当时在拓扑学研究中，吴文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拓扑学的发展，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尽管他已是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然而吴文俊早已归心似箭。就在这一年，他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
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让中国古代数学重登世界数学的辉煌殿堂，20世纪70年代，吴文俊转而潜心进行了数学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在国际数学界起到振聋发聩的影响。在研究中吴文俊发现，中国古代数学独立于古希腊数学和作为其延续的西方数学，有着其自身发展的清晰主线，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我国古代数学，直到16世纪，我国数学在最主要的领域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人创造与发展了记数、分数、无理数、小数、零与负数，以及任意逼近任一实数的方法，实质上达到了整个实数系统的完成。特别是自古就有的完美的十进位位值制记数法，是中国的独特创造，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这一创造在人类文明史上居于显赫地位。吴文俊特别指出，机械化思想是我国古代数学的精髓。
正是吴文俊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总结和领悟，促使他在世界上首创了机器证明，也就是数学机械化方法。人们都注意到，首次颁发的中国最高科技奖突出了科技成果在世界范围的独创性。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解决的是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吴文俊的研究成果虽不能吃，但却为全世界的数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工具。
有人这样评价吴文俊对于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的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证实了中国古代数学是世界数学的主流之一，促进了西方数学与中国数学两大主流的融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同时也掀起了对中国数学史再认识的新高潮。
1986年，美国通用机器公司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组织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吴文俊参加。会后，美国科学家沃斯在邀请吴文俊访问阿贡实验室时，问吴文俊能不能用数学机械化方法从开普勒对行星运动的观测结果，直接导出牛顿的三定律。回国后吴文俊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用数学机械化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由开普勒的观测结果直接推导出牛顿三定律。
在把研究视线对准祖国的需要方面，袁隆平与吴文俊如出一辙。
有学者在研究袁隆平成功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时曾提到，袁隆平的童年处在战乱时期，在兵荒马乱的逃难途中他无数次目睹祖国被帝国主义蹂躏，千万同胞惨遭杀害。动荡的童年生活激起了袁隆平的爱国爱民之志，形成了博爱友善的高尚情怀，他从小立下宏图大志，要做一个热爱祖国、有益于社会的人。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爱国热情一直激励着袁隆平，成为他研究杂交水稻的永恒动力和力量源泉。
有人统计过，由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开辟了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新途径，大面积的推广给我国水稻生产带来了一次飞跃，杂交稻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粮食自给自足的难题做出了重大贡献。1976年──1999年，我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35亿多亩，增产稻谷3500亿千克。近年来，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2.3亿亩左右，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万人口。袁隆平告诉我，这是对看上去表情显得十分深沉的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未来谁来养活中国”疑问的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科技日报》今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