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弹药非军事化领域中有这样一个人，十余年来，第一个冲锋陷阵的是他，第一个登上战略高地的是他，第一个在前线指挥后备军前赴后继的还是他。这个人就是——李成国。
同事说：我们都叫他“李成果”
在没有见到李成国本人之前，记者先见到了他的同事。这些曾经或正在与李成国并肩战斗的人一提起李成国，都有一个相同的称呼——“哦，那个李成果”，和一些彼此不同的说法。
比李成国年长十几岁的退休干部黄孝熔说：“李成国是一个高产的科技工作者，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科技工作者，他是我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学习榜样”；曾经与李成国做过邻居的罗兴柏说：“没认识他之前，在家属楼里看到的那个今天拎着书包下楼，过好几天才又拎着书包回来的人就是他”；退休干部王世雄则这样形容李成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还是在１９８８年，一直从事弹药包装研究的李成国参加了全军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我军处理报废弹药的现状所震惊：以燃烧、炸毁为主的处废模式，既浪费大量资源，又严重污染环境，而在储存和运输等环节中造成的爆炸事故，更是给国家、军队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宁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和影响。
面对国防和军事装备建设急需的研究课题，李成国的心揪了起来。他清醒地知道，尖端技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用”，我们也不应该在外国的脚印里走路。
面对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李成国决定建立我军弹药处废全新模式。
要建立处废全新模式，必须重新进行总体设计。为此，李成国提出了包含３０个子课题的全军报废弹药处理新方案，以此系统解决弹药非军事化领域中的发展目标、总体布局、机构设置、法规建设、安全条件、装备研制、处理技术和安全性定量化评估等重大问题。
为解难题，李成国开始涉猎光、电、力等领域的研究。在完成《弹药作业区安全技术准则》时，李成国遇到了计算防雷器保护范围的难题，也因此和我国著名的防雷专家林维勇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他一次一次地上门求教，直到把问题彻底弄懂。李成国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林教授，直至今天，只要是李成国有事相求，林教授肯定二话不说，倾心相助。
处废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后，李成国的心里依然高兴不起来。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是科研的基础，而在我军处废领域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李成国决定完成这项工作。两年多的时间，他起早贪黑，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提起那段日子，他连说了好几个“不知道”：为了得到权威人士的认可，他不知道往北京跑了多少次；为了获取最新信息，他不知道求了多少人；为了搜集资料，他不知道查阅了多少书籍；每写好一部分，他不知道室里同志提出了多少宝贵意见。经过两年的奋斗，他硬是写出了７０多万字的《弹药非军事化工程研究》，标志着我军“弹药非军事化工程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同事们看着更黑更瘦的李成国不禁热泪盈眶。
天道酬勤。在这部专著中，李成国首次提出了“弹药非军事化”概念，揭示了弹药非军事化基本规律，改变了我军处理报废弹药以烧、炸毁为主的基本模式，创立了报废弹药变毁为环保再生的新模式，实现了以“拆卸、倒药、制片”为主的先进技术路线，消除了重大隐患，提高了资源回收利用率，控制了环境污染。
奋斗１８年，获得１８项成果——这就是同事眼中的“李成果”。
李成国说：我坐在火山口上，我选择与死神同行
像李成国这种从事弹药处废的人，被称为是天天上战场的战士，与“死神”打交道的人。这种高风险专业不仅是对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全面考核，也是对意志、品质和价值观甚至是生死观的考验。然而，李成国在与死神打交道的历练中，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他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有牺牲精神，但更要有严谨的科学精神。”
几年前，某仓库在施工时发现了１４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遗留下来的爆破筒，库领导束手无策，只好派警卫战士昼夜看守，李成国接到任务后马上赶到现场。经过一番技术鉴定和处理后，李成国决定亲自上阵。库领导当时十分为难，全军处废领域的顶层人物亲自操作，万一发生不测怎么办？
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李成国时，李成国说：“就是因为我是专家，所以我最有资格去处理它。”
拆除那天，他先让其他人撤离到安全距离，然后，一个人走向拆除现场。只见他轻轻擦去爆破筒上面的锈蚀，一边浇水，一边轻轻用锯子锯爆破筒。一枚、两枚、三枚……安全区的人们屏住呼吸，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李成国。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操作，李成国把１４枚爆破筒的引信装置，全部稳稳地锯掉。当李成国报告库领导爆破筒处理完毕时，仓库领导僵硬的面部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只看得见满脸都是感动的热泪。
２００２年３月，就在新疆和甘肃两次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军委要求对全军部队废旧和危险爆炸物品进行彻底清查和就地销毁。时任总装备部部长的曹刚川亲自批准，成立“全军退役报废通用弹药销毁技术专家组”，任命李成国担任组长。这次全军性通用废旧和危险物品的销毁处理工作，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分布最广、任务最重、数量最多的一次，李成国深深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
受命之后，李成国一头扎进了清查和销毁工作。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他带领专家组成员，完成了对全军２０多个单位的安全检查、方案审定、示范指导，提出了一整套技术方案，培训了千余名处废技术骨干，并亲自督导对千余吨危险爆炸品进行了就地销毁。全军上下经过近大半年的努力，先后投入兵力，动用运力，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
１８年来，李成国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先后完成了总部交给的各类紧急任务１００多项，经他手销毁的弹药达百余吨。在危险的环境中，在同死神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更检验了自己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爱人说：早就不敢问他回家的时间了
从１９７８年结婚到现在，李成国的爱人李花如没有想到，“怕”竟是一条始终贯穿其中的心路历程。“现在我都不敢问他每趟差什么时候能回来。因为哪怕他只晚回来一分钟，我都会忍不住琢磨会不会出事了。”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了闪动在李花如眼里的泪花。
后来，李成国的同事李良春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李成国奉命去东北处理一批废旧弹药，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李成国没有在预定的时间返回，心急如焚的李花如在一个多小时里来来回回跑了数十趟办公室，每一次都只有两句话：“老李回来了吗？老李打电话了吗？”到后来，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向同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了，便一屁股坐在办公室里哭了起来，直到在电话里听见丈夫的声音。自此以后，李花如就再也不敢问丈夫回家的时间了。
由于工作性质所定，李成国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年大约３０次左右的出差使他在家里的日子还不如出差的时间多。对此，李花如记忆犹新：“我俩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８日结婚，蜜月还没完，李成国便被派到西北参加试验工作，一连５６天杳无音信；１９７９年７月，我们的孩子出生了，起初是经常送到邻居家照顾，到一岁八个月的时候就送到了幼儿园；李成国的母亲去世时他不在身边，连丧事都没能回去亲自处理；我的父母去世时他依然不在身边，只是在病前住院时见过一面；而到现在，出差更是常事，说走就走，家就像他的招待所……”言语中听起来像是在数落丈夫的种种不是，可我们却更多地感受到了李花如对丈夫的疼爱和体谅。
李花如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老爱检查丈夫的包里有没有两件东西—— 一是胃药，一是饼干。原来，就是在１９７９年完成西北一项试验的一年后，李成国胃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并被检查确定为一平方多厘米的十二指肠溃疡。如今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但他的胃病依然不时发作。为了临时缓解病情，李成国在犯病时总是习惯吃上两片胃药，再吃上一些饼干。“李成国以前身体特别好，１９６９年那时差点进了空军滑翔飞行学院，到了部队十几年也没进过卫生所。可现在，一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儿，哪儿还能找着当时的影子……”李花如再度哽咽了。
从１８岁入伍到现在，李成国已经跟炮弹打了３０多年的交道。这个连彩票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老兵，天天策马扬鞭在那片拒绝硝烟的战场，“我不渴望得奖，也不想当英雄，但我希望能够为国防事业立下自己的战功。”李成国如是说。(保婷婷、通讯员邹裕民、暴青雨)
《科学时报》今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