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了这件事，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的手很凉，有汗，湿漉漉的。
我们握手，互道辛苦，但都有点心不在焉。
当时，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几公里外的那座大山吸引着，再过一会儿，那里将爆炸一颗原子弹。
那是在罗布泊的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前夕，曾担任国防科委核武器局第一任局长的胡若嘏介绍我认识了邓稼先。
那里紧张的工作不允许人们有更多的交谈，于是我们相约，有一天到他长期工作的大西南的研究院，去听他好好讲那秘密历程中的故事。
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到罗布泊试验场；没想到那时他已是一位身患绝症的病人；没想到，当几年后我来到那座科学城，邓稼先已成一尊雕像。
在邓稼先家的客厅里，我看到了一盆令人怆然心动的马兰花。这是参加核试验任务的同志特意从罗布泊带给他们的邓院长的。马兰花已经枯干了，曾经浓绿的叶片苍白得几乎透明，它像它守护的那遗像上的主人那样，把生命和颜色献给了阳光和时光，但它依然保持着挺立的身姿——那是永生的形象！
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细心地用白色塑料线把这枯干的马兰花缠绕起来，摆放在邓稼先的遗像前。许教授告诉我：“这花，已经摆了好几年了。”
在邓稼先遗像旁的玻璃板下，摆放着一张领奖通知单，上面写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奖项目：原子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的理论突破及武器化；奖励金额：１０００元……
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却又无话可说，只能躬下身来鞠躬，再鞠躬……
许教授告诉我：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这是杨振宁来访时他们倾心交谈坐着的沙发，这是邓稼先到戈壁滩去背的水壶，这是准备停电时点的蜡烛……
那只洁白的蜡烛只点燃了一半。
许教授拿着一本美国人刘易斯写的英文版名为《中国原子弹的制造》的书，慢声细语地讲述着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那是永远活在她心里的故事——
１９５８年深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说完，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他们最初接受的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让他们翻译。
面对如此艰巨、光荣、关系重大的事情，一时间，“娃娃博士”邓稼先不免有些惶恐、胆怯地说：“呵，研究原子弹！我能行吗？”
“能行。你就和大家一起干嘛！这是祖国对你的信任。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相信你能干好的！”钱三强拍着他稚嫩的肩膀说。
邓稼先失眠了。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有些异常，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我在调动工作。”邓稼先平静地说。但想到以后不可能长年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不免有点惆怅与动情。他怀着深深的歉意说：“鹿希，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一切都从一片象征“Ｏ”的高梁地开始了。
新垒的小屋是湿的，地是湿的，被窝同样是湿的。邓稼先和一些年轻人围着火炉搓手跺脚，在寻觅和创造关于另一种“火”的神话。
他们毫无怨言地当起泥瓦工，修建准备存放原子弹模型的库房，原子弹模型始终没有等到，有一天，苏联专家撤走了。
这年６月９日，刘杰部长向当时的九所组长以上人员交底，并提出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争取好的，准备差的”。刘部长对邓稼先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
邓稼先点点头。
从教学概念到理论设计，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从头摸索。
那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岁月，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艰苦的理论攻关。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只是一台乌拉尔计算机，大量的数据主要靠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甚至用算盘运算。现在人们都知道陈景润演算的那几麻袋稿纸，可很难想象，邓稼先他们演算的稿纸竟装了几十麻袋，堆了满满一大间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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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的邓稼先，肩头压着千斤重担，他和他的同伴们要用数学手段模拟原子弹爆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