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迎接生态文明

　　就在大约半个多世纪以前，人们还陶醉在征服自然的喜悦之中。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迈入空前繁荣的工业文明时代。但是，空前的生态危机也随之而来：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的出现、极地冰山的溶化、热带雨林的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能源的短缺、土地的荒漠化……等等。其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同时具有全球性的特点。严峻的形势，促使人们开始了关于发展道路与方式的反思，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新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10月12日，在杭州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浙江生态省建设论坛的开放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代表向全社会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去年，中国用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钢铁、近三分之一的煤炭，以及第二大石油耗用国的代价，仅仅得到了占全世界4%的GDP。既是收入和利润等物质财富主要来源，又是消耗资源、能源最多并且产生最大污染的工业，让人们“既爱又恨”，也引出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建设生态省，包括了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在一个区域的体现。
    国外一位环境专家曾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把资源、能源和其他物质的效率提高10倍，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当人类选择迎接生态文明，已注定要走一条艰难新路。
    把生态理念纳入经济活动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于，生态环境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中国工程院李文华院士大声疾呼，我们过去的经济账算得不够准确——比如资源、环境代价未合理扣除，生产方式转型的潜在效益估计不足，生产方式转型的外部性未估计等。
    为什么非要正确估价在发展中的环境效益和环境资产的代价？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市场经济中企业追求的目标永远是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如果没有环境成本约束，让企业自觉成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几乎是不现实的。正是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要素之一，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才能重新得以评估，循环经济的四条目标——充分、重复、循环利用资源，优化利用能源、可再生能源开发，环境与生态保护以及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原则才得以确立，并成为衡量所有现行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生态经济的标准。
    以生态经济的立场来看，过去企业一直是“依靠那种被扭曲了的市场信号来引导投资决策”，改变过去的经济账算法，是让生态环境的信息“转变成尊重可维系生态永续不衰的信号”，从而重新引导市场的正确配置。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浪费能源、排污等对环境的破坏行为，才能被判定为最不经济的行为而被企业所摒弃。
    把生态理念纳入经济活动中，还会算出意想不到的新账。金鉴明院士给记者举了一个糖厂的例子。他说，制糖的原料甘蔗种植地是糖厂的一个原料车间，改良种植技术让榨糖的效果大大提高。榨糖后剩下的甘蔗渣，可以成为造纸厂的原料。糖蜜用来制成酒精，而用下脚料创办的肥料厂，又可以使甘蔗地得到充足的营养。
    生态建设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
    李文华院士提出，协调发展应该是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共同的命题。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目前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的7个生态省建设试点大部分位于东部发达或较发达地区，或者是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只有沿海或经济发达的地区才能开展生态省的建设，经济落后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目前还谈不上进行生态省建设。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将又回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上去。
    生态省建设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循环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区域发展途径。正如无论是贫穷地区还是发达地区都要发展社会经济、都可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样，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穷地区都可以进行生态省建设。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开展生态省建设，某种意义上蕴涵着还“环境账”的问题。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生态环境相对较差，更需要借生态省建设的契机，进一步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生态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很大，决定了生态省建设的道路与模式也应该是多样性的。
    不仅是省际之间，省内经济条件不同的地区也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生态建设模式。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认为，经济欠发达与生态敏感区相重合的地区，面临着脱贫、致富与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双重任务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而经济较发达、生态和环境状况恶化的地区，则面临着工业化进程与当地自然资源、环境容量支撑能力的矛盾。由于各自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水平和初始结构不同，区位条件和区际经济联系不同，两类地区探索建立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融合的生态经济系统，内容与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前者要走生态经济化的路子，在保护中开发利用当地资源，以当地生态优势引进资本、技术要素，从经济起步阶段就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而后者当务之急则是改变大量消耗资源、低利用、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重建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可循环的物质转化路径。
    依靠科技发展“绿色工业”
    生态最大的冲突在工业，特别是同化工相近的产业，如冶金、印染、化肥、制药、炼油等，在创造最大的利润的同时，又最大地消耗资源和能源，同时对环境产生最大的影响。因此，对于生态经济来说，发展绿色工业是一个重要支撑。但是，目前，很多生态工业的技术还停留在实验室，更有许多新技术等待着研究。中国工程院金涌院士认为，必须加大对工程科学实验室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因为只有依靠科技尤其是工程科技才能真正解决生态省建设中碰到的许多难题。他呼吁建立专门的工程科学基金，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本来关注工程科学。
    科学家关注的问题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来自台州的企业代表“海正药业”的董事长白骅说，制药行业的环保问题说到底就是技术问题。为了攻克“三废”治理技术，“海正药业”专门设立了环保研究室，引进了1名博士后，与国外3家环保机构、国内4所大学联合攻关。作为企业，有投入的欲望，有投入的实力，非常迫切地希望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攻克环境保护的关键技术，以此来推动行业发展和大众健康。
    代表们认为，加强生态工业的产学研结合，加大对生态工程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生态工程科学的组合创新和技术运用，是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唤醒民众生态意识
    香港最大的绿色民间组织“地球之友”总干事吴方笑薇今天身体力行来推进社会大众的生态意识。她在会场主席台上使劲向听众演示一个不需要电池但却需要摇晃30下才能发光的电筒，还站起来展示身上穿着的竹子背心、手上拿的竹纤维毛巾。这位“环境使者”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
    在吴方笑薇看来，民众在生态建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贯穿着“生态”的内容。比如绿色采购、绿色饮食、环保家居、绿色养生等，社会的生态文明需要用每一个人的生态文明行为来构建。
    据中德清洁生产项目专家鲁德福介绍，德国计划在2020年成为无废物社会，意味着将实现100%废物可回收，这并非只是梦想。目前，德国具有世界上最高的废物收集率和再循环率，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发动每一位住户参与。在德国，凡产生废物多的住户必须为产生废物支出更多费用。德国还设计了绿色的“再循环”标志，帮助德国消费者识别商店里的哪些商品是可循环的产品，只要多付相当于商品价格1%的费用，他们就是为生态建设做出了贡献。即便是儿童，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卡通标志，获得环保知识。

    【链接】
    生态文明——是在深层次生态学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形式。它是指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运转的客观规律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良性运行机制，和谐发展的社会文明形式。
    
　　【观点】
    院士看浙江
    
        金鉴明（中国工程院院士）：
    用省长们的话说，构建生态省是通向可持续发展彼岸的船和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我们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只是个别的点在尝试，直到现在才被社会广泛认识，真正开始寻找落实的措施。浙江从省、市、县甚至乡村都在为构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而努力，而且在目标、规划、举措方面有显著的可操作性，很有特色。
    作为经济发达的省份，浙江尤其要注意使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今年以来，浙江的经济增速居全国前列，但耗电量也是全国领先，值得我们反思。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基础上得到的GDP增长是不可取的。在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建设中，这同时也是一个试金石。
    张齐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我去过的国内许多地方，我的家乡浙江是自然环境优美、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之一。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的生态省建设是较好的，许多地方可以看到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但还有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污染，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市县，如地表水污染、粉尘污染等。
    浙江是个多山省份，恢复森林植被是当务之急。浙江的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二，这是我们的骄傲。但应当看到，我们的林业结构欠合理，不能适合生态要求。如常绿阔叶林少，而针叶林尤其松树林较多；中幼龄林较多，而成熟林较少；商品林较多，而公益林较少，森林的总体质量不高，每公顷的产出量较低。在农村，农田里到处可以看到电线杆、天空里挂满电线，不仅挤占农田，而且与自然环境很不协调。在城市和城郊结合部，由于缺少森林，空气中的粉尘、二氧化碳不能被吸收，大大影响了空气环境质量。希望通过生态省建设，在浙江的城市里也能像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一样，见到松鼠等小动物来安家。
    （本报记者　苏靖　吴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