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上的创新是怎样产生出来的，这些创新对人类社会又产生何种影响？科学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为人们提供成功的创新范式，启迪人们的创新思路，提升人们的科学思维方法……”7月15日，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组委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科技史学会前理事长、中科院院士柯俊向与会记者阐述了关于科学史研究的价值。
柯俊举例说，我国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铁制农具的出现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而有力地提升了生产力；正是由于农业的发展丰富了人们对植物的了解和认识，因而我国的中医药亦随之发展起来。柯俊说，实际上，早在1.1万年前，我国科技已经走在世界前列，那个时候我们的先人已经开始制造陶器；公元前8~9世纪，我国已会用生铁炼钢，而西方直到15世纪才学会这种方法；我国的“四大发明”实际上仅是一些“小发明”，不过是适应了西方的发展需要包括军事需求和文化传播。然而，我国科技在明代以后落伍了，我国没能成为近代科学的故乡，因而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科技创新，跟上世界科技步伐，这关乎我们民族的未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第二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组委会主席刘钝认为，科学史研究的价值更具文化教化意义。他说，我国文化发展滞后应该说是一个致命问题。他说，我国“老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体的差别需要提高生产力；而“新三大差别”的矛盾——经济高速发展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科学与人文分离、繁荣中的浮躁与文明中的反思等正在突显，科学史研究应该启迪人们理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杨舰认为，作为方法论，科学史研究引导人们走向创新，其意义重大。他说，我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以及对未来发展战略的筹划吸纳科学史家参与，这说明我国已开始注重借鉴科学史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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